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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真正的唯物主义

　　（一）关于物和物质
　　 “真理跨出一步就是谬误”，这是一位伟人的教导。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貌似真理，让我们一直对它深信不疑。只有不断地并且深入地剖析之，我们才会慢慢地走出自己为自己设制的思想樊篱，找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论是什么时代，居主流文化地位的哲学总是作为真理的化身。今天也一样。
　　在中国，今天的主流哲学是什么？是唯物主义。这是许多人深信不疑的。然而，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剖析呢？我认为很有必要。今天中国的唯物主义，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论著，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但就马克思本人来讲，他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哲学方面的专著，收入全集的多是些手稿、提纲一类的东西，其中最有名的是《费尔巴哈提纲》。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一百六十年时间过去了。靠那些珍贵的手稿和提纲，后人演绎出指导我们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当代的哲学家们一定十分清楚，在我们今天用于教育我们子女的中学大学教科书，能读到马克思原文的地方已经寥寥无已。中国自古就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问一句，这些几乎全由当代人诠释的教科书中到底还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真正的唯物主义？这一怀疑并非穴来风。
　　据说，许多教师在对学生们讲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后，总要总结说，其实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就可以概括为这样的四句话：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许多人眼中，这四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极其圆满，无懈可出。我想知道，当我们学子们满心喜悦地离开了教室的时候，哲学还能剩下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通常人们坚信，只要是唯物主义，就必须从这一个命题出发；或者说，只要从这个命题出发，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它也只有它才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命题要么是伪命题，要么就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你会信吗？但情况就是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剖析一下“物质”这一概念吧。
　　美国哲学家M.怀特的《分析的时代》一书中作这样的论断：“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名声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指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为什么要攻击黑格尔呢？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哲学是从一个人类思维的抽象物——绝对精神，而不是从现实本身出发，尽管他的体系再精致，总是远离人的生活；其次，他的体系虽然内部有多少的“辩证”，但终究是个封闭的体系、死的体系。在不断创造，充满无限生机的二十世纪，黑格尔成为一条死狗、一具僵尸是不可避免的。
　　物质也是一种绝对物，但它的命运要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好得多，因为“物质”这个概念在字面上有一种叫人迷惑的色彩，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理解它，因为具有双重的含义，而不像“绝对精神”那样赤裸裸地就是一个抽象物。中国古代有“白马非马”的论辩，许多老没有弄清说些什么。其实后头的马，在中国哲学家那里是马的抽象物，而在常人心中它跟白马一样地是具体物。正是有了这种认识差异，常人就难以弄懂哲学说的是哪门子的胡话。
　　“物质”的本领也就在于，它既可以是抽象的“马”，又可以是具体的“马”。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它有时是前者，有时是后者，全凭需要而定。我们通常讲的“物质”这个概念，它的第一层含义是普通人心中常用的意义，指物，或叫它物体、事物、实在、存在、存在物。也就显现于我们感觉中的一切。而它另一层含义却与之正相反，它并不指称具体物，是物的一般规定性。西方哲学中早些时候好象并没有物质这一概念，而是叫“实体”。叫“实体”，我们就比较容易识别其抽象的意义。叫“物质”就与“物”的概念混为一堂。正是这种混为一堂的认识，使我们的教科书所说的内容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因为，在我们感觉中只有“物”，而没有“物质”。“物”是多，是具体，是部分。而“物质”既可以是一，又可以是多；既可以是抽象，又可以是具体；既可以是整体，又可以是部分。看起来是很辩证，但事实上无所指称。
　　当我们把“物质”作“物”来理解时，“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命题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世界”、“物”、“存在”在哲学上原本就是同意词，所以说“世界是存在”、“物是存在”和“世界是物”三种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如同在说“一等于一”、“二等于二”一样。只有把两个原本不同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才形成有意义的哲学命题。
　　这里举巴克莱先生的命题为例。巴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和“物是感觉的复合”时候，他的“物”和“存在”都是具体物。他不再同语反复地说“世界是物”或“物是世界”这样无意义的话，而是把“世界”、“存在”、“物”三者作为前提，并进一步回答有没有超越“物”和“存在”的质的规定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他把通常我们不认为是一回事的东西联系起来，得到一个在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命题。不论后人对他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关紧要，因为它是真命题。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柯林武德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杜威的“有用即真理”、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乃至禅宗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等等，一切震撼人心的哲学命题无一不是这样的真命题。
问题严重的是，我们的哲学它还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同语反复。
　　当我们把“物质”作为物的本质，作为“实体”或“物自体”（康德）来理解时，“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的含义就朝着人们通常理解的相反方向去了，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命题了。“物质”在哲学教科书上更多的时候讲的是物的本质、属性，是物的抽象性，是物的“缘由”而不是物本身。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已经认识到这世界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物（事物）是“形而下”，是物的此岸性；物质则是物的本质，物的“缘由”，物的彼岸性，是“形而上”的东西。“物质”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臆造和设想。“物质”存在于何方，在物之中？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先生苦苦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为此在贵州狠劈了七天的竹子，期望“格物”以“致知”，但一切都是徒劳。从这个意义上讲“物质”与哲学上和上帝、绝对精神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句汉语（我担心问题出在我们的母语上）。“世界是物质的”，有这个“的”，更表明世界不仅混同于彼岸的“自在之物”，而且还只是这种“自在之物”的附属、派生物，是完完全全第二性的东西。这样，它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了。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不会服气的：你找“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命题加以分析，你最多只能说明这一表述不确切而已。你进攻的只是你的假设敌。也对，我们只好找一句哲学味更浓一点的命题，看看“物质”到底有没有这一层抽象的含义。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反杜林论》）这句话已经准确地表述了：作为我们当今哲学出发的“物质”，是“物”的统一性。这种关于物的抽象的统一性，不是依靠人们的感觉去感知它，而必须通过长期的和持续的证明，由思维确定它的存在。
　　（二）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坚持唯物主义，就是要反对唯“物质”主义。上面说过“物质”和“物”是本质上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物质”是物的“缘由”、物的彼岸性，它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同意词。
　　海涅这样说过：“对于把观念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先于经验的学说，我把它叫作唯心主义。对于通过经验，通过感官才产生精神认识，观念后于经验的学说我把它叫作唯物主义。”（《德国的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从以上定义出发，唯物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独家经营、别无分店了。它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传统，但严格意义上只属于近现代。
　　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学会观测。但由于受当时条件的种种限制，人们对存在、对物所下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更多地只能算是独断。比如，当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日食，这一天波斯人与利迪来人正在战场上厮杀。对这突如其来的日食现象，士兵们想到的多半是战争是否符合正义的问题。而泰勒斯，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凭着与生俱来的理论勇气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表现，与战争就象与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一样，没有关系。尽管其结论是对的，但我并不认为泰勒斯已经具有我们所要说的唯物主义精神。与此相反，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以及他之后的苏格拉底也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应该是）世间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有条件说已经具备唯物主义的思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对人的观测要比对天文的观测更具可行性。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注意到人对感性材料的整理问题，开始对人的思维工具逻辑的研究，写出《论逻辑》一书，论述了归纳、类比和假设等思维方法。
自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实验科学也得以建立和发展。这个时期人类开始广泛收集感性材料，并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研究，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出现了。这主要应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掌握制驭自然的力量。他主张从感觉中的事物出发，一步步地整理出用于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性。他指出：“自然的奥秘也是在技术的干扰之下比在其自然活动时容易表露出来。”（《十六世纪——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培根对自己的方法的评价是，它告诉我们如何整理科学必须依据的观察资料。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后来的英国哲学家多半继承了培根的传统。而最直接的继承者就是洛克、巴克莱和休谟。直至后来的罗素的分析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
　　在这一列哲学家中，我们持有最强烈的偏见的当推巴克莱主教了。我们不仅不知道他的伟大的慈善行动，对他在经济学、数学及化学、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也知之甚少。我们只是因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进行过无情的批判令他声名狼藉，就反对他，唾弃他，冤！巴克莱在他的哲学中借助过上帝，这不说明什么。只要翻开他同时代的哲学，哪位不是这样。我们习惯于黑格尔包罗万有的全书式哲学，回头来看待巴克莱的经验主义，问题就出来了。巴克莱的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原理》，主要是一部关于知识学的论著，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与他同时代的洛克、休谟、莱布尼兹的哲学大体也是如此。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知识。这种感性知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巴克莱的话，而是好几百年后毛泽东说的话。巴克莱说人的知识来自感觉或感官中的存在，感官中的物，不是单一的感觉而是感觉的复合，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综合。这就是巴克莱的著名的哲学命题“物是感觉的复合”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内容。
　　我们不妨读一读《人类知识原理》这本书。它的第一部是这样开篇的：“人类知识的对象：人们只要稍一观察人类知识的对象，他就会看到，这些对象就是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又不外三种。一种是由实在印入感官的；一种是心灵的各种情感和作用所产生的；一种是在记忆和想象的帮助下形成的。”这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感性认识”吗？这是知识的出发点。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吗？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在《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一书中是这样分析巴克莱的：“我认为巴克莱的观点可以说成这样，事实上这些现象根本不是某种东西的现象。的确，他自己说过这些现象本身就是物质事物——它们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事物。”这句话告诉我们，巴克莱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否定把现象说成是某种东西的现象，而不是否定在我们感觉中的现象本身。
　　作为一位严肃的哲学家，在这种感觉之外，巴克莱不再设定有一种“物自体”的东西，当人们非要他说不可时，他只能说那就是上帝。因为彼岸的知识用什么称呼它已经不重要了。但这却是巴克莱哲学的不彻底性。巴克莱的谨慎和小心仍然没有躲过同时代人休谟的攻击。休谟认为根据哲学的彻底性要求，感觉是人类所有知识的最后界限，前进哪怕只是一小步都是没有依据的。后来的德国的哲学大师康德也持相同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在二十世纪休谟、康德哲学受到的欢迎要超过巴克莱。“不可知论”所具有的哲学严肃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未涉及的，因此，用中国人的神秘、模糊的哲学思辩怎么也无法理解世界上还有一个不可认知的领域。但它就是西方哲学，真正思辩的哲学。
　　得之于感觉的知识，经过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我们就有了对物的质的认识，理性的认识。“物质”、“规律”或“绝对精神”应该是这阶段上这的产物。它是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但我们的许多哲学家，凭着信念，相信“物质”、“规律”或“绝对精神”远比呈现在我们感官中的世界更本质，更可信。这样一来，根据认识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的就出现了两个世界。感性的世界，或感觉中的世界，是直接的，由色彩、声音、味道、方位以及坚硬度等等构成，它的综合，就在我们的心中形成现象这个东西。但我们的心灵是不安于现象，它会在现象之上增加了许多称为理性或理论的东西。这就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地扩充了现象的世界，让我们在其中得到更大的满足。我们在这个由理性填充的世界里生活着，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它，从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所以，唯“物质”就是唯自在之物，就是唯彼岸，就是唯神论，就是唯心主义。所谓唯心主义是什么？那就是把人类通过思维的创造、补充、完善的东西，看成是与生全俱来的，回过头来把这种人造物作为世界的本源或本质。因为这种是纯粹的人类理性，它在人的思维中更加稳定，更易于把握、分析。因为这个世界是靠我们用逻辑“修”成的，与修成它的逻辑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使人们又得到世界统一性的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三）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的唯物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哲学被称为“分析的时代”。这个时代，哲学虽然没能取得像科学那样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个时代的哲学一样也显得异彩纷呈。可惜的是，我们教科书的哲学观念好像永远地停滞在十九世纪中叶，永远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翻开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就看不到二十世纪一系列卓越思想家的痕迹，我不敢想像，这样的哲学如何与世界接轨。从十九世纪中期至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哲学总体上只有两条比较明显的线，一条是实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唯意志主义的路线。前者比较彻底地贯彻了从培根以来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其中受巴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影响尤其突出。后者的影响来自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美国哲学M.怀特的《分析的时代》一书中作这样的论断：“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名声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指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黑格尔哲学是包罗万有的哲学，他希望自己是世界的最后解释者。从表面上看，这种哲学充满了“辩证”，但其内容、其实质却是封闭的，是死水一塘。二十世纪是人类思想最富创造性的时代，所以在二十世纪，所有革命的哲学思想都将它看作是一条死狗，即使是打出“新黑格尔主义”的一批思想家，比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他也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给唯物主义的实在论让出地盘。他认为，“存在和实在与知觉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既不能同知觉相对立，归根到底也不能同知觉分开。……知觉经验就是实在，凡不是知觉经验的，就不是实在。……经验就等于实在。在经验以外的事实，在我心中只是一句空话，一种错误，或一种自相矛盾的企图。这是一个恶劣的抽象物，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因而是不可能的。”（《现象与实在》）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证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唯物主义，它又叫实在主义。实证主义十分注重哲学的实践性，它最明显的特性就是它始终与自然科学发展是同步的，事实上它就是许多科学家直接参与的关于科学历程的哲学阐释活动，著名的科学家如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玻尔、罗素、波普尔等人都在其列。正是这个原因，前苏联哲学家 H.C. 尤莉娜也评论说：“大多数实在论派别是在唯科学主义的轨道上，即在同科学拜物教本联系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欧美哲学中的实在论》）
　　英国哲学家穆勒在概括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法国哲学家孔德实证哲学的特点时说：“我们没有关于现象以外的任何东西的知识，我们关于现象的知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既不知道事实的本质，也不知道其现实的产生方式，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彼此前后相续或类似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变的，就是说在相同情况下总是相同的。这种现象结合在一起的不变的类似以及将它们结合为前件和后件的连续，称之为它们的规律。现象的规律是我们关于现象所知的一切。它们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们的终极原因是我们所不知的、不可设想的。”（穆勒《孔德和实证主义》）这就回到了休谟。正是因为回到休谟，我们的教科书对所有的实在论者都难以相容。在这一点上，我们远不如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前苏联哲学家米特洛欣等人编著的《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一书写道：实在论中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被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充实，它加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自然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同露骨的唯心主义学说、蒙昧主义学说和各种宗教学说相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二十世纪实证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马赫主义集中了一大批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效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自然科学论证科学，又用哲学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召唤二十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到来。马赫主义的重要口号是：“经验只是研究的对象，决不是研究的手段。”
实用主义者指责以往的全部哲学的静观冥想、脱离生活、抽象和不重视人的实际需要。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杜威用社会学来说明哲学的这种根本缺点起源于古希腊的奴隶社会的劳动分工，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为享有特权的奴隶主上层分子所独占，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认识活动的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活生生的人。杜威反对把具体的自我、即有明确的感情和意志并想念有自己的意向的人，降低为现象。他反对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的奋斗已经永世不变地完成了，他的错误已经永世不变地过多了，他偏爱的信念已经永世不变地被充分理解了，这样，需要、变易、选择、新奇和努力就没有余地了。对杜威来说，实在决不是一个完全已有的、现成的和固定的体系，而是处于变化、成长和发展中的事物。
　　分析哲学被称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在二十世纪更是影响甚广，它主要包括了以罗素和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以石里克（以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等。分析哲学贯彻哲学的经验主义的传统，把哲学的任务集中到对处理经验的人类思维工具——逻辑的分析和批判上。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提出，使当代科学研究有了新的方法。
走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我们几乎处处都要遇上实在论。现代物理学坚信理论基于观察，强调“一种基本现象，只有当它成为已被观察到的实在时，才是一种现象”。结论就是：“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惠勒《物理学与质朴性》）这样，哲学与自然就在实在的基础上融合了。从而也就最终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四）哲学需要“与时俱进”
　　一个回避二十世纪人类哲学发展大潮的当代经院哲学，终究也被时代所抛弃。看看今天的现实，教科书的哲学的处境已经多么的难堪，多么的尴尬。问题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不解放。中国有自己的古老文明，但在今天我们必须为它增加新的内容，增添新的色彩，让它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要做到这一些，很多方面我们还得甘当小学生，好好地弄清楚地历史进步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卓越思想家们都思考过哪些问题，得出过什么样的结论。
　　实证哲学家孔德说：“我们每一个追忆自己的历史时，岂不是记得自己在主要的看法方面，曾经相继地经过三个阶段，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孔德《实证哲学教程》）这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看看中国文化，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在现在依然没有形而上学的阶段。翻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美文化和善文化都可以与世界任何民族相媲美，唯独真文化，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无所建树，这就形成“美善无真”的三腿缺一腿的状况。这是莫大的悲哀。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高见原本可以为中国引出自己的实践科学理论，但它仍被死死地困在社会伦理的狭隘领域。
　　今天，我们的伟大祖国正进入历史发展的崭新时期。为了迎接十六大召开，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个新思想强调：在政治领域巩固和壮大党的社会基础。这是何等英明的主张。改革开放，我们党成功在经济领域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不然的话，成天忙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能有几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就。如今，这项不巧的工程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同样也将造福千秋百代。
　　想当年，以凯恩斯理论为首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原本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死敌，但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两者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完全是可以做到的。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握政治大方向，用西方宏观经济学解决具体问题，特别是解决政治管理经济的手段问题，我们就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我们的确有过“摸石头过河”的历史，但进入九十年代，我们已经结束这种状态，或者说我们不再羞羞达达地运用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这时候，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在哲学领域，我们不应当再满足于教科书的简单结论，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应当疾呼：哲学应当“与时俱进”，哲学应当与时代发展同步，哲学应当正确反映时代。我们不能放逐自己，把自己遗落在人类思想大潮之外。我们要成为成熟的“物理学家”，而不能甘当满脑子空想的“形而上学家”，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勇气在世人面前说，我们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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